“来，看看我们的办公室！”“书柜里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书，你看这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从20年前就开始做，到现在还没有做完！”一进门，文物出版社考古图书中心主任蔡敏，就热情地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着团队成员，“每个人都很努力认真！”谦逊的他言语间总是突出“我们”。

　　在蔡敏的办公桌上3本待付梓的稿样，每份都有不同颜色的便贴纸齐整地随页标注，胶带、卡尺、《现代汉语词典》……办公“家伙”样样齐全。一个人，一张桌，很多书，30余年来，蔡敏始终以母校北京大学的赠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为座右铭，做好自己经手的每一本书。

　　“把书稿当成教科书来看”

　　“一个新编辑入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适应，适应自己的工作岗位。”蔡敏很是坦诚地说道，“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自己的工作以及个人的兴趣点，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一下做到‘三合一’，这就需要自己开始工作后去调整并适应，尽可能从中寻找到乐趣，这样越干才会越有意思，越干才会越有动力。”

　　1986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蔡敏，选择进入文物出版社工作。“边干边学，边学边干。”蔡敏总结自己初入行时的心得经验。

　　“编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把书稿当成教科书来看。”蔡敏始终记得自己入社时单位老同志的这句叮嘱，“当时接触的稿件都出自大家之手，学习的机会很多。老同志们告诉我说，每一本书你都认真去编，就能学到很多。”

　　编辑《华蓥安丙墓》时，蔡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有了了解，“虽然宏观上还没有认识，但对之后工作有很大帮助”。而编辑《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时，蔡敏又对中国石窟和佛教知识有了初步了解，“对于开拓自己的专业领域很有帮助”。蔡敏坦言，正是秉持“把书稿当成教科书来看”的信念，自己才能在3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不断获得积累和成长。“身为编辑，就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这既是职业需要，也是职业追求。”

　　“编辑不能光看自己的稿子，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学会比较，这样才能锻炼出自己的眼力。”蔡敏举例说道，譬如对于一个学术问题，不同的学者会有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编辑要从中学会比较和甄别，很多时候还可以从作者引用的文献资料去进一步比较观看，这就是编辑眼力锻炼和培养的过程。“好眼力还需要编辑多了解学术动态，对于前沿消息要有所掌握和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和对话。”

　　正所谓见多识广，蔡敏表示：“看得多了、积累多了、学习多了，好眼力自然就锻炼出来了，知道谁是哪个领域的研究权威，也就可以去跟作者约稿啦！”《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上世纪9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老一辈考古专家的学术论集，其中有《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蔡敏发现该书稿的附录是黄文弼先生后代整理的其当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的部分日记。平常的学习积累，让蔡敏对于黄文弼先生的生平有所了解，他提出将日记扩充单独出版的建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也成为出版界关注西北考察团的早期著作之一。

　　“作为编辑，你审读的是作者的语言逻辑，修改的是稿件中存在的语法、修辞等问题。”当年老社长的一番话，蔡敏至今都记忆深刻，“解决语言逻辑，首先要看懂。嘴上说读懂了很容易，但做到很难。没有捷径，唯有尽心尽力去做。”

　　“编辑工作是个良心活儿”

　　“编辑知识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作为一名编辑所体现出来的工作态度，即严谨、细致、认真，并且在与作者交往的过程中能让对方感受到这种端正的工作态度。”蔡敏依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如是说道，“有人说我要求严、标准高，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求乎上，得乎中；求乎中，得乎下’。对于图书的编辑质量，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杆秤。”

　　正是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让蔡敏30余年的编辑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蔡敏入社不久，就被分配编辑《西藏考古调查日记》，与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结缘。因为书稿的专业性强，宿先生在来稿中附了一封短笺，罗列了《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参考书目，并要求出版社为日记配补插图和图片。在该书编校过程中，蔡敏就配图等问题向宿先生请教，“我发现其中的建筑插图颇具史料研究意义，单独成书更有研究价值。恰巧宿先生在调查组中分工负责的就是建筑部分，正有整理当年资料的研究计划。”在蔡敏的提议下，有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出版。此书奠定了我国西藏佛教考古学的基础。

　　对于宿先生的版本学研究成果，蔡敏上大学时就听老师们经常谈起，将其目录研究结集出版，是蔡敏一直以来的心愿。因为学术著作需要专题索引，当时宿先生因其他工作无法顾及索引编著，蔡敏便自告奋勇承担起《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的索引编制工作。“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我影响很深。他选中索引入书，既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不敢懈怠。”这部《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编辑工作是个良心活儿，看得多、看得深入，才能发现问题。”在蔡敏看来，编辑要尊重作者，但是不能盲信作者，很多材料要去复核，“编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拾遗补缺，认真、细致是编辑最基本的要素，你越认真，指出的疑问越多，作者越高兴。”

　　说到此，蔡敏随手将书柜里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抽出来，翻出其中的一页建筑图案说道：“你看，当时插图注记标错了，跟原著有差异，我们在编辑核认过程中，确认是初版的编辑标错，便进行了更正。有时候，编辑的一个疏漏，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以讹传讹。”

　　“我们做的这些是可以传世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相继出土，如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甘肃敦煌悬泉置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等。蔡敏在进入文物出版社工作近10年时，终于开启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出土文献资料整理及出版工作，随后有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郭店楚墓竹简》、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等。

　　在蔡敏看来，正是由于前10年的积累沉淀学习，才有后来的这些厚积薄发之作。与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相配套，蔡敏还组织了一套简帛文字工具书，如《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等，深受读者欢迎。其中，《马王堆简帛文字编》为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郭店楚简文字编》已经多次再版。“赶上了好时候，出土文物整理从最初的小众到如今为大众所关注，也使得相关图书出版备受关注。”

　　多年来，蔡敏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推介优秀图书，如《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评介》《雪域佛国——阿里古格王国遗址》《战国典籍的重大发现——郭店楚墓竹简介绍》。

　　“时代在变化，对于编辑的要求也在发生着变化。年轻人要依照新的时代要求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蔡敏看来，对于“为他人作嫁衣”、略显枯燥的编辑工作而言，年轻人要尽可能从中获得存在感、满足感和获得感，“文物考古值得花点精力，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付出如此精力，但我们做的这些是可以传世的，这就很重要。”

　　看着书柜中排列整齐的《新中国出土墓志》，蔡敏动容地说道：“作为这套书的第二代编辑，我编了十几年。在我退休之前，是编不完的，还得有人接着往下编。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传承，出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今天是在替后代人工作，经济上没有轰动的效果。但是一想到肩头沉甸甸的使命，就不敢懈怠，要坚持做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李婧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