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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非常有幸,参加了科学出版社成立 60周年纪念画册的部分工作,要筛选60年来出版的名著。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出版社自 1954年以来出版的图书总目录。当我打开目录文件浏览时,不禁为之震撼,不光是为它的数量之巨,更加让我汗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灿若星辰的大师的作品都一条条列在那里: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张文佑的《中国大地构造纲要》等等,让我感觉离这些科学巨匠仿佛很近。这些伟大的成果就在我所在的单位出版,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的发展,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但随着进一步浏览目录,又发现了一个令人有些沮丧的现象,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到我所生活的时代,学术大师的书越来越少,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几乎列不出与以往同重量级的著作。能选上的书目,最晚的年代也就在20世纪末。这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现象。时代虽然不断变迁,但现在科学出版社依然是科技出版的第一品牌,一如既往地吸引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在此发布,出版的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还是代表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那为什么大师级的著作越来越少呢?

 

很多学者在谈到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时,经常会提到“我们缺的是大师,而不是大楼”。媒体人高晓松在他的《晓说》中提到,“大师一般是扎堆来,扎堆走,现在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上,学术腐败、科研经费被滥用的消息屡现,专家的发言更多地会被过分负评价,“院士”这个原来大师级的称号,如今也仿佛成了学术特权的代名词。科技编辑们谈起某些所谓“学者”的著作时,也经常负评价不断,感觉不是请人捉刀,就是堆砌数据而成。连各大科研项目都仿佛在“应付差事”。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时代,一个注定出不了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出现,当然就没有大师的著作了。

 

如果就此做结论,大家都会觉得很悲愤、很无奈,进而有可能变得玩世不恭,影响工作态度。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大师,也不会出什么流传百世的大作品了。除了羡慕老编辑和大师同时代、同奋斗外,就剩苦闷地操作稿件了,成就感大减。但冥冥之中,我总感觉答案绝不应该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的科技显然还是在进步,我们的“神舟十号”已经上天,“嫦娥三号”已经登月,中国学者的高水平论文数量在世界上也居前列了。如果说“大师扎堆来”,也应该有来的道理,总不来也应该有它的原因。那就让我们回头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时下的区别。

 

从科研投入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研投入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据《建国初期我国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及启示》一文,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六百多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不足五万人,仅有的三十多个专业科研机构也已名存实亡。就算到了 1950年中期,科研人员也才 40万人,科研机构才840个。科研人员奇缺,科技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求。

 

而现在,我国仅两院院士就有一千四百多人。据科技部2012年的数据,研发人员已经突破了三百万人,居世界首位。另据报道, 2012年中国科研投入 2434亿美元,占GDP的1.98%,百分比已超过欧盟,预计2015年科研投入将占GDP的2.2%。在这样的大资金的投入下,好像理应有更多大师级的作品出现,但为什么看起来不是这样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机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各个学科基础薄弱,科研体系不完善,有大量的空白亟待填补。因为科技人员奇缺,所以当时潜心做科研工作,一般都会有些成就,更别说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科技人才。而且往往一个科研人员会涉猎好几个方向,如刘东生院士先后研究过鱼化石、古脊椎,还研究过地方病。归国的钱学森、邓稼先等人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填补了大量空白。而且他们多在幼年就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使他们思维开阔。那个建设祖国时不我待的历史时期,充分激发了人的潜能,如钱学森除了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后来在工程控制论、系统论等方面又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成就毋庸置疑,可以说“大师造就了时代”,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在那个被外国列强欺凌百年,亟需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年代,这批科学家成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家喻户晓,进而对中国整个科学大厦架构影响长远。现在,全国科研人员突破三百万人,各个学科门类基本齐全,各个科研领域的架构已基本形成,各个方向越分越细,不少科研人员一生集中在自己的小专业里,在不断地完善已有的架构。就好比,老一辈科学家已经基本建成了科学大厦,现在的科研人员更多是在给大厦进行装修,难以形成突破性成果。

 

二是时代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国人的公民意识在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很多人物走下神坛。以往的大师级的人物慢慢褪去了神秘的光环,回归了他们与“常人”相通的一面。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就使陈景润家喻户晓的事情,几乎再难复制了。很多人不再像脱口说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那样,能说出“中国嫦娥之父”是欧阳自远了。我想,一个原因是能提升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成果不再是那么一两个了,需要向公众宣传的重要成果越来越多了。

 

想到这里,我基本上能说服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是过渡的时代,是一个积累的时代。前人构建的大厦正在被这一代人不断完善,完善到一定阶段必将有划时代的成果出现。不用沮丧所谓没有大师的时代,实际上可能有些人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师,只是时代不需要再给他们加上“大师”的光环。而作为科学出版社的科技编辑,我们所要做的依然是切切实实把当今优秀的科研成果———国家自然基金、 973项目、 863项目等等———争取到、整理好,为下一代“科学大师”的诞生提供学术的起点。(韩鹏)

 

来源:新华书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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