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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70载 | 萨空了与民族出版社


筚路蓝缕70载 | 萨空了与民族出版社





1926年成为《北洋画报》的特约撰述;1927年,兼任《北京晚报》副刊《霞光画报》(周刊)编辑;1929年后任《大公报》艺术周刊主编,兼任《世界画报》主编至1935年;1938年,在香港创办了香港《立报》;1949年,受民盟中央之命协助胡愈之参加了《光明日报》的创办工作,是这家著名报纸的创办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创建国家民委下属数家单位并主持工作。


1953年,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民族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他就是萨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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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蒙古族)

(1907 - 1988)



中央民委参事室


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会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文件,同时着手开展民族情况研究和民族政策理论研究,这些工作由民委参事室承担,这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此后,中央派出调查组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调研,重新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民委参事室根据这些调研情况,负责绘制我国的民族分布图,正是在萨空了与地图出版社的积极协调下,这份民族分布图顺利出版。

这一时期,创立民族出版社的建议屡次被提出,但都未能成行。直到1952年,国内外社会情况相对稳定,经济状况也有所发展,创立民族出版社的事项被提上日程。当时在民委参事室任职的庞宝光回忆起这个创建过程,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非常震惊,从建社动议的正式提出,层层上报和批复,到多次会商、拟定方案,最后到上报备案,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是何等的速度!从这里我进一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创建民族出版机构的关怀和重视。”

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做法是撤销参事室,将其承担的调查研究职能及科研人员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然后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这项工作包括将参事室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三个翻译组改建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四个编译室(1954年增加了朝文室);原编辑组改建成汉文编辑室;原资料组和图书馆改建为图书资料室;原负责《人民画报》副册编辑工作的画刊组保留,继续副册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着手总编室、出版部和行政处的组建。

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便任命萨空了为第一任社长。


北京椅子胡同



1953年1月15日,在北京椅子胡同的原中央民委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当时在画刊组的林国志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萨空了。对于当时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是个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办报人,现在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见他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去朝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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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椅子胡同 民族出版社成立地


成立大会很简单,没有重要官员参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萨空了站在前面,宣读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国志的回忆中:“他讲话从来不坐着,都是走来走去的,也不用讲稿。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他的眼界很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天关在屋子里的人,听他讲话特别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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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意成立民族出版社的批示


在成立民族出版社的动议中,有一份当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发给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文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会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


创业维艰 | 以身作则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4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书品种数的总和。《中国穆斯林生活》一书在出版当年就发行到38个国家,在当时是不可小觑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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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社名


参事室时期出版的书刊皆为本室编译,印好后全部赠送。出版社成立后就面临稿酬问题。民族出版社是一个亏损机构,完全靠国家拨款来经营,萨空了在开门办社之初就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得越好。” 当时出版社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汉文出版的稿酬办法来计算,国家拨款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译稿费。1953年3月,萨空了向出版总署和民委提交了报告,建议:“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这个报告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随后通报到各大出版机构,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机构稿酬制度的一个准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可以不经著作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有了这个办法,使得有限的资金能够出版更多的图书,迅速推动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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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社长在民族出版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54)


1954年,萨空了在一次社务会议上提到:“选题工作仍由汉文编辑室协助各编译室制定选题计划,初步提出选题书目,事前各编译室应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提出选题内容范围及字数要求。汉编室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然后交总编室综合整理出初步审查意见,报请领导审核。”

在一次逛故宫的时候,汉编室主任梁瓯弟发现了清王朝18世纪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满文、汉文五种文字编写的辞书《五体清文鉴》,回来会同几个编辑室的主任向萨空了建议影印出版。“故宫中仅存上、中、下三本,是特别珍贵的藏品,内容又很复杂,不是一般人能决定得了的。”据庞宝光回忆,当时萨空了直接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时,故宫属文化部管辖范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正是萨空了的岳父郑振铎。“没有萨空了,这件事是办不成的。”庞宝光说道。图书出版后,获得了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装帧金奖,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曾说:“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1954年,原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画报》民文副刊停刊,改版为《民族画报》,以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出版。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创刊,通过多种文字与图片形式,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情况,以及各民族文化。这样就形成了图书、杂志和画报多样式出版格局。无论是创办初期,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民族画报》和《民族团结》复刊,这几部分的工作一直由萨空了负责。画报的每一篇稿件他都会看,甚至标点都会改正。萨共旗回忆当时父亲的工作状态:“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书房改稿子。连夜送来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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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代表团访问我社

萨空了社长介绍图书

(1957)


“从50年代起,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趁记者都在北京的时候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萨社长只要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当时郝纯一是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的,“萨社长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他常说:‘画报的报道,不管选择的是什么题目,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哪怕是绕三十六个弯,但说来说去终究还是不能离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如此,国家创办了《民族画报》。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


选贤纳才 | 伯乐之功


萨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确的。“萨社长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确,让我们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没有架子,常常带着微笑,心平气和地讲话,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林国志觉得,每次与萨空了的接触都受益匪浅,“被他训一顿都觉得舒舒服服的” 。

萨空了在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十年时间里,多次吸纳优秀的人才到民族出版社,比如著名的木刻画家萨一佛,《五体清文鉴》的封面就是由他设计的;曾任新华社记者的郝纯一,被萨空了挖到出版社接手《民族画报》,后来成为《民族画报》社社长。在民族出版社初创及发展时期,萨空了非常重视补充翻译出版人才,为出版社初期图书出版质量做了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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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社长向参加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的代表们

介绍我社书籍出版情况

(1958)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萨空了非常重视。“当年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里组织的夜校学习,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几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的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事情,还是很快乐。萨空了经常嘱咐:“出版社的编制不妨稍大一些,现在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们多吸收一些青年来,经过培养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来自各民族地区,在出版社服务一个阶段后,绝大多数又陆续回到本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开放思维 | 读者为本


萨空了一贯认为:一个出版社只靠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办,是不会办好的,一定要打开大门,依靠广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坚持群众路线。“出版工作的基础是选题,要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想法,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所要编译出版的书籍。选题制定后,要对著译者进行排队,聘请那些最适宜于对某个选题进行编辑或者翻译的同志去进行。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请一些专家审书,一些书评家评书,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在萨空了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庞宝光这样总结萨空了的思想,而这套方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出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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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社长和李鸿范副总编辑研究工作


萨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人美社”)社长。他在人美社专门成立连环画编辑室,汇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将一些经典著作改编成连环画。说到动因,萨空了自己做出解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忘记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更要切记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造成文盲比重特大。图文兼貌的连环画有助于人民的知识化。即便不识字,也能看懂个大概,如果再有识字的人从旁边教教,还可以起到扫盲的作用,识字的人拿来看图,也可以通过美术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人美社的很多优秀连环画由萨空了带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但是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不仅费时,印制费用还要比一般图书高很多。为了节约成本,萨空了提出了一个让人赞叹的解决方法:民族出版社将所要翻译出版的人美社图书的印数告诉人美社,请人美社在印刷时实行图、文分别制版印刷的办法,将民族出版社所需的图一并印出,然后再由两社分别套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仅此一项,每年为民族出版社节省不少费用。萨空了经常说:“我有两只手(两社社长),一只手赚钱(人美社),一只手赔钱(民族出版社),我要把这只手赔的钱,由那只赚钱的手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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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周总理在北京亲切接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

(右二为萨空了,后排左一为德林,后排左二为李鸿范)


1961年,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民族文字版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提出一些重大问题。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了座谈会,胡愈之和萨空了分别代表两个系统召集。来北京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国务院和科学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毛泽东选集》俄、英、法、西、日五种外文版和各民族文字版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这次会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在半年时间里,共召开了9次会议。萨空了在总结会上对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关于翻译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直译” “意译” “信、达、雅”等主张,现在达成共识,翻译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文字不仅要使读者能够看得懂,而且要让他们能像原著文字的读者一样,心领神会,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个原则不仅成为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






文字作者 |  王墨馥 (民族出版社策划部)

原文标题《萨空了:出版家与民族事业践行者》刊发于《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0日 第13版)

图片素材 |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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