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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学习

人生就是学习

——金万善

今天是2005年11月3日,我刚好做人做了83年了。回顾起来是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刚生下来开始就学,饿了哭,尿湿了也哭,一点一点一事一事学了一辈子。长大了学做事,学交朋友,学办事,学走路,学干革命。就说学走路吧,小时候在农村,人走出来的就是路,不要踩庄稼,这是走路最应注意的。后来住城里,解放前是要左侧通行,现在是右侧通行,对面来了人要往右躲,过街看红绿灯,绿灯过红灯停,就是没有车走也不应过。干革命不论事大事小,都要革命利益第一,集体利益第一,他人利益第一,不能老顾个人利益。

从工作岗位下来已有18年啦,人老了工作不做了,可是还是要学习,闲下来了还学?是,闲下来了还得生活,还得学。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习怎样不给组织添麻烦,学习怎么和老伴过日子。

今年是我来北京50个年头了。这50年几乎都跟民族出版社有关系,所以民族出版社要我写个回忆录,我就答应了。可真要回忆该回忆什么?难啊!难了几天,最后决定回忆一下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

我是东北人,从抗战胜利不久就开始接触毛主席著作。记得最早接触的是《论联合政府》,在国共谈判形势下,一方面是配合形势,另一方面配合朝鲜战后的去向,是接受联合抗美呢?还是接受“三八线”各自为政呢?还是建立联合政府呢?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没能进行下去。过了几年,大约在1951年,我在延边教育出版社试译出版了《矛盾论》。我认为还没有十分把握,没有继续下去。到1954年北京已经成立了民族出版社,而在延边也培养了若干翻译骨干。这一年,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下,由民族出版社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联合成立了《毛泽东选集》朝文版翻译出版委员会,委员会设在延边自治州,下设翻译、出版两个组,翻译组设在延边教育出版社内,出版组设在民族出版社内。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由朱德海担任,翻译组组长和出版组组长由我和李道荣担任。

在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1954年底在教育出版社增设了《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教育出版社让我这个总编兼任组长,李大万任副组长,成员有金宪大、白南杓、权相哲、郑云恒、安福顺等,成立了干练的工作班子。

从1955年初开始,采取个人准备,集体讨论、集体定稿的办法,开始《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具体做法是:个人准备翻译稿,大家坐在一起,逐句发表个人意见,集体讨论决定。初稿直接发排,校样人手一份,进行第二次的个人准备,集体讨论、集体订稿,再发回工厂改样。这样反复三次,经过三次再没有不同意见,最后由组长仔细审阅签字,正式定稿。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明一下朝鲜语和汉语的特殊关系以及在书写领域的一些特殊情况。

朝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同中国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关系。从文字领域来说,14 4 3年颁布训民正音以前,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语借用汉字的音或意,久而久之语言里接纳了大量的汉语词。由于汉族的语言经过历史的演变,现在朝鲜语中的汉语词其语音跟现在汉语语音不一样,如果把它写成汉字,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而且有一部分人习惯于混用汉字。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问题上,就有这一部分人要求混用汉字。1 955年夏,这一部分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致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走了一段弯路,把已经排好付印的书稿改用了大量的汉字,基本上是等于重新排版,重新校对。

按1955年的朝鲜族广大群众的文化情况来说,经过五六年连续扫盲,绝大部分群众可以看书读报了,可是《毛泽东选集》这一混用汉字,势必带来普遍夹用汉字的形势。这样一来就使广大群众重新成为了文盲,而扫除这样一种文盲又要经历多少年的努力。特别是广大的这一层新文盲看不懂用朝文翻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不应有的损失。从严重的程度来说这是一种思想战线和政治领域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翻译组一方面执行州宣传文教部门的指示夹用汉字;另一方面向州党委反映了我们的观点,希望慎重考虑。最后决定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测试,根据测试结果重新研究。招来了三十来名比较有倾向性的同志,进行了一次汉文、朝文的对比测试,主要是朝语词改写汉字,汉字词改写朝文字,结果没有一个主张汉字夹用的。这样,州委决定了出版物上不夹用汉字的原则。于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又重新改回来了,中间大约损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到1955年末,《毛泽东选集》朝文版第一卷定稿给民族出版社正式发稿。在第一卷的稿子因汉字夹用问题被耽误期间,我们开始了第二卷的翻译工作,到1956年初第二卷已经定稿。

1956年,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边成立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下设蒙、藏、维、哈、朝、彝、壮、傣八种文字的翻译处。局长是朋斯克同志,副局长是旗海田、德林。翻译局的主要任务是用民族文字翻译马列经典著作,首先是《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工会、青年、妇女等6个大会的会场翻译和文件翻译。从翻译局一成立便开始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但从各种民族文字来说,不少有能力、有经验的翻译同志都在本民族地区各部门担负重要任务,而且各该民族的自治区、自治州有“翻译出版委员会”,有的还设有翻译组,特别是关于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又是主要由各民族自治地方考虑的问题,所以一旦开展翻译,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开始,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不能离开远在各地方的“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参与。因此,《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从人力上来说,是在地方的优秀翻译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领导角度来说是在各地方党政部门的参与下进行的。

朝文《毛泽东选集》1—2卷的工作是在延边教育出版社进行的。

1956年翻译局的朝文翻译处是5月正式成立的,成员有金万善、权相哲、郑云恒、桂镕信、崔泽青、安玉唐、韩寿山、董一镐、朴明顺、康昌姬等。

翻译局成立后完成的第一个大会翻译任务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除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的翻译校对力量外,还由地方借调不少翻译同志,日夜奋战了近一个月。

《毛泽东选集》1—3卷的翻译工作,除了朝文于1958年完成外,其他文种也在1965年基本完成。这期间,1958年在新疆办事处开了“民族语文讨论会”。两年后,又在原达赖办事处开了第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会议在一些学者专家的影响下,形成了大量借用汉语词汇的情况。会上有的专家大谈什么“在朝语中分不清‘市长’和‘市场”’,在藏语里“主席说成‘卓角’,在梵语‘电话’说成‘线”’。结果在翻译战线,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二十多万字的译稿中,有的文种借用了上百个汉语词汇。在朝文初译稿中出现了五十多个借词,如“和平”、“刺杀”、“面包”、“估计”等,在朝鲜语中并不陌生的都要从现代汉语中借音,这样一来有的就产生新的问题,如“和平”这一个词,朝语中是“平和”的意思,要借语义,要和汉语中的“平和”同时借用,而这两个词的含义也要互相对换,这是一个使人哭笑不得的蠢事。但是为了这一词的借与不借,争论了多少天,致使工作进行不下去,最后民委下决心,请了几十位更高一层的专家学者开了马拉松会议。翻译工作停了几个月,开了一个多月的座谈会有了一些改变,决定不必首先考虑汉语借词,而用本民族语言译好。这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要首先理解透原文,掌握好原文的表达形式。

到1962年6月中旬,民委派人来民族出版社传达了总理接见朝鲜代表团时所谈的国内朝鲜语使用上的原则意见,并说朝鲜语要严格执行总理这一指示,还提出可以聘请朝鲜专家。关于聘请专家问题,我表示了“请来专家,他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熟悉中国的情况,不会有多大帮助”。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有了1962年的周总理指示,朝文领域的争论应该是有了结论。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那么简单,以后也有了大的反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几乎闹翻了天。

1965年民族出版社领导考虑各民族文字室都已出齐了《毛泽东选集》1—4卷,应对其进行一次连贯的、有系统性的修订再版。于是便开始了修订再版工作。

朝文的情况是请地方派来翻译室为主的包括校对人员在内的二十多位同志,同心协力,共同作战,没有星期日,不分昼夜,用一年的时间修订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出第一版从时间上看,用了六年时间(1955—1 961年),经历了不同翻译原则、翻译风格和民族语文使用上的争论,在译文有不少差别的,而这次修订工作在翻译原则、翻译风格上做到一致,在民族语文表达上也做到尽可能的完善。从朝文版的情况来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1965到1966年初,我们到延边做了修订工作的总结,并听取了群众意见。延吉市的一些机关单位和农村,对修订版都表示了好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选集》民族文字版的出版,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学习毛主席著作,改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过去很少拿书的人们能抽空学习了,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改变了人们,改变了家庭,改变了社会风气,出现了大批的先进模范人物。当然社会黑暗的一面是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干净的,但是它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特别是吸毒、赌博、嫖娼、剥削、欺压穷苦人民的恶行几乎绝迹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少数民族在政治思想领导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世界上的人也如此。有的人以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出现,使用迷惑人心的语言,搞他们的极“左”。十年动乱中,我们看到了、尝到了“四人帮”制造的苦头。苦尽甘来,终于战胜了“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又回到了正常轨道,团结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周围,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奔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将指引1 3亿中国人民奔向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作为出版社50__60年代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在64万少数民族中广泛发行,这对民族出版社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作为出版工作者能够参加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是无上的光荣。

在这出版社五十多年的历史上,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出版,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等大会的翻译和文件翻译是两大头等重要的工作。虽然翻译工作已经由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局承担,出版还是要做的,我们要永远发扬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艰苦努力、干劲冲天、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早日建成和平、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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