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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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当我们研习春秋战国的历史，品读《战国策·赵武灵王平昼闲居》之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会有更加深切的体认。该古籍是民族文化宫基本陈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册府撷珍——民族文化宫典藏古籍精品展”的重要展品。

▲册府撷珍——民族文化宫典藏古籍精品展 《战国策·赵策》（田海林 摄）

胡服骑射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胡服骑射发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这就需要我们对胡服骑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春秋时百余国，战国初期只剩20余国，“七雄”都是多民族国家。齐国有东夷各族。秦国有西戎各族。燕国有狄族。楚国疆域最大，有夷族、越族、濮族、蛮族。三晋更有原来狄族的许多后裔。

▲《战国策·赵策》（曹娇林 摄）

战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代。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资治通鉴》将这一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生了剧烈变化。在经济社会方面，由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方面，由春秋时期的小国林立，转变为战国七雄争雄，国与国之间合纵连横，征战不断，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思想方面，“大一统”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连年征战的动机也是要寻求统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思想氛围更加浓厚。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语言文字基本相通，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

赵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区域。

从公元前403年建立，一直到邯郸沦陷时的前228年，赵国领土大致为今山西省北部和中部，河北省西部和南部、内蒙古阴山以南的部分。这一地区，无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密切的地区之一，赵国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中山等游牧民族国家接壤，国民中有大量的胡人和胡人后裔，胡文化在赵国根深蒂固。赵国百姓经过长期与戎狄胡地的各族人民相互交流融合，本身对胡地民族的排斥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浓重。譬如赵国与戎狄部族的经济往来很密切，向其学习畜牧马匹，购买牛、羊、皮毛等物资。可以说，这样的环境使得赵国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为胡服骑射在赵国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赵国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无论是骑射还是胡服，都是为了提升军队的战斗能力。赵国在前期发展中就对北部边境的匈奴土地有开拓意图，只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大，不敢轻举妄动。到赵武灵王继位之时，造英雄的时势已然到来。

▲河北邯郸盟台公园的《胡服骑射》浮雕。（中新社发 金华 摄）

骑射改革。

早在春秋中后期，中原各国和北方戎狄各族的混战过程中，戎狄强悍的骑兵给各诸侯国军队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压力。赵武灵王改革前，赵国强邻环伺，形势严峻。对赵威胁最大的是近在肘腋的中山和匈奴。匈奴骑兵经常侵扰赵的边境。中山国地虽不大，但也曾屡败赵兵。赵武灵王迫切希望扭转这种局面。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令“招骑射”，正式推行兵制改革。赵国原来的兵种多是车兵、步兵等传统兵种，武灵王便下令在原阳等地新建骑邑用于骑兵的训练和驻守。骑兵可以改变传统车战的弊端，灵活多变地应用于战争，尤其与北边戎狄作战更是一大便利，有力提升了赵国军事实力。

服饰变革。

中原各国的服饰深受传统礼制的影响，上衣下裳、长袍宽袖，各个阶级按照等级划分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点便是不利于战斗力的发挥。因此随着军队兵种兵制的改革，服饰也随之改变。赵人所穿的服饰宽大且冗长，士兵穿着不仅难以奔跑追敌，更不能在马背上射箭作战，而胡服有别于中原服饰，一般多穿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精简轻便，尤其由骑兵身着，更能在战场上游刃有余。当然这个时期，胡服主要是限于军队使用，是所谓“骑射之服”。

思想革命。

实际上，相对于胡服骑射这个器物乃至制度上的改革，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更为重要。在赵武灵王进行改革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是非常大的。赵武灵王本人也认识到，他的胡服骑射改革必然遭世人非议。比如，有个名叫赵造的大臣就议论，胡服乃奇辟之服，穿了之后思想就会放荡。不过，赵武灵王的反击更加犀利、更加合理。他说：“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与俗流，贤与变俱”，因时而变才是圣王之道，是合符礼制的，若因循守旧，反而有违礼制。这种思想，即便到了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启示

在春秋战国时代，民族之间的区隔状态逐渐被打破，华夏族和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快。在民族交融中，华夏族的文化被少数民族接受，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也被华夏族吸收，期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多，这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奠定了基础。胡服骑射改革，彻底提升了赵国的实力，打破了华尊夷卑的思想束缚，为后世演示了开放、务实观念的重要性。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角度，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途径。

中华各民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因素，都发展出了与所处地域特点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地理单元内，各民族在经济上是相互依赖的，比如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成为必然。实际上，从赵国历史可以看出，赵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居的列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学习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改革，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在不断提升，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进一步深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要把握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过程中，面临着保守势力极大的阻碍。保守派严守夷夏之大防，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但赵武灵王认为因时而变正是古圣先贤所为。两相比较，赵武灵王无疑站在历史浪潮的前沿。实际上，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追求创新的民族，正是她的创新和变动不居成就了其伟大。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华民族也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总的方向是，她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多，中华民族精神在不断充盈。

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要顺势而为。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当然要符合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但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赵武灵王克服诸多困难推动改革，这就是历史英雄发挥的独特贡献。实际上，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完全可以顺势而为、有所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的巨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到关键时期，我们更应有所作为。这大概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所蕴含的精神启发。

（田海林，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