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中国之为天下，新疆何以为疆？

 来源：道中华

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这一历程对于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又有着怎样的启迪？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教授就此接受了“道中华”专访。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理解“中国”一词的含义？

李大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们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起点，也是正确评价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中国”一词不仅具有地域或文化的含义，其最初的产生即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以往学界多关注历代王朝自称“中国”，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归功于历代王朝。实际上，历代王朝之所以自称“中国”，是因为“中国”代表着历史上的“正统”，并非仅指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

▲“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览上的青铜何尊。（中新网  余冠辰 摄）

“中国”一词内涵丰富，目前最早见于周朝青铜器何尊的铭文，称为“宅兹中国”。“中国”具有指称地域、文化或人群的含义，是学界的传统认识。我认为其最初的本意如《毛诗注疏》所言：“中国，京师也。”“京师”能够称为“中国”的原因是此处为周王所在地和直接管辖区域，这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另类表述，当今社会以首都名称指代政府的用法依然存在。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取代“王”成为“天下”政治秩序的核心，废除分封改设郡县，郡县区域由此也被称为“中国”。秦代以后，践行这一政治秩序和对郡县区域实施有效管理，成为历代王朝作为“正统”的重要条件，主导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区分为中国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两类的主要原因。

在指称地域范围方面，“中国”一词由先秦时期指称“京师”，秦朝指称郡县区域，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指称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其内涵变化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由传统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到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结果。

记者：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观念，是怎样影响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

李大龙：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观念诞生于中原农耕地区，但对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边疆民族地区的部分政权通过效仿中国历代王朝实现着对局部区域的统一，如匈奴、突厥、吐蕃、南诏等；二是以政权或部落等形式纳入到以中国历代王朝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系之中，或接受其设置机构进行管理，或保持藩属关系，如两汉时期的西域诸国、唐朝的回纥等，前者接受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管理，后者则称臣于唐朝与之保持藩属关系；三是进入“中国”（中原）参与“正统”继承，史书称之为“五胡乱华”代表着当时人对这种行为并不认同，而《魏书》《辽史》《金史》《元史》位列中国正史系列则代表着后世对这种行为的最终肯定。

▲舞剧《五星出东方》海报。（中新网发 北京演艺集团 供图）

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来看，边疆民族地区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观”的继承与实践，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没有辽、金、元、清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实践，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更不会有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和政权共同缔造的。

记者：新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李大龙：在“大一统”观念的主导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在肯定中国历代王朝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就新疆而言，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

　　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一直和中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保持密切联系，并认同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东汉初期，西域诸国“请都护”（《后汉书·西域传》），既是西域诸国对西汉管辖西域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自愿认同和主动融入汉朝统治体系的典型代表。唐朝初期，“诸蕃酋长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后降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酋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唐会要·单于都护府》）。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类似的历代王朝册封和授官的记载在史书中大量存在，是西域诸多族群和政权认同“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有力证据。而将这种政治认同付诸实践，突出的表现则是新疆各民族积极参与到构建“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行动之中。

西汉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匈奴，史书称西汉经略西域为“断匈奴右臂”，凸显了西域在西汉解决匈奴问题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西汉征服匈奴的活动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乌孙等西域诸国积极参与的大量表述。汉宣帝时期，乌孙和西汉联合对抗匈奴的军事行动直接导致呼韩邪单于降服于西汉，西汉“大一统”王朝得以构建完成，西域诸国的贡献无疑应给予充分肯定。唐朝能够构建起包括西域在内的“大一统”王朝，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能够长期存在并有效抵御来自吐蕃、大食等政权的威胁，西域各民族功不可没。

中华大地在经历了宋辽金长期的对峙之后，元代在唐朝“大一统”基础上再次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建构，源自西域的“色目人”在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清代，虽然存在噶尔丹等势力与清朝冲突对峙，还存在大小和卓的叛乱活动，但也有吐鲁番地区率先归附和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举族东归等，真实体现了新疆各民族对清朝“大一统”王朝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建构。

新疆地区各民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的认同，是新疆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保证，而且其积极参与汉、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则更加坚定了这种认同，不断巩固着新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线划版）。（图片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记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疆曾经是非常遥远的边陲地带。新疆融入中华民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

李大龙：中华大地在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的政权，是以“中国”（中原）为中心“大一统”思想的出现让这些政权有了“正统”之争，所谓“二十四史”所记载的王朝被视为“正史”可以看作是对争夺结果的某种认同，这也是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的重要原因。但是，“大一统”王朝疆域传统的用语是包括了“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的“天下”（《旧唐书·李大亮传》），“中国”更多情况下是“正统”的象征。

　　也就是说，无论是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和中原地区，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之外的众多政权和边疆地区，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都是“天下”的组成部分，是“一体”的，自始至终都在其中，不存在“融入”的说法。“融入”说法的出现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有了主次之分才有的，背后的逻辑是历代王朝代表“中国”，但实际上将二者的关系和最终结果称之为“交融”似乎更客观准确，这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个“交融”过程是漫长的，总的趋势是“自然凝聚”，新疆和我国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化”。

▲“锦绣西域 华美之疆——新疆文物精品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展。（中新网 阿琳娜 摄）

记者：近代以来，新疆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断巩固，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大龙：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我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所谓“自然凝聚”，是指1840年之前，在没有强大域外势力介入的情况下，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先人共同缔造着统一多民族国家。而后，西方殖民势力强势进入东亚构建殖民体系，不仅终结了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自然转变过程，中国领土也遭到了蚕食鲸吞，边疆地区则是首当其冲。

　　近代以来，国弱民穷状态下的新疆，不仅存在着沙皇俄国、英国等外来势力的虎视眈眈，更有来自内部分裂势力的威胁，但这些分裂新疆的种种企图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使新疆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2023年2月17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举办“汇中华文化 传古今经典”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我认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说，各民族之间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结成密切的“血肉”联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的认同和实践，则是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保障。

▲阿勒泰地区文化体验街区落地新疆国际大巴扎。（中新网  苟继鹏 摄）

记者：这对于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怎样的启迪？

李大龙：当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已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明确。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西方反华势力频繁制造所谓的“新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回顾新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历史经验，我们尤其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四个共同”“四个与共”教育为基础，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更加坚定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作者简介：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审，中国社科院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边疆史、疆域理论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