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尊重历史传统才能理解不同国家的道路选择？

  来源：道中华

　　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不同的区域现象往往要追溯到历史寻找根源，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往往与自身历史传统有关，从世界历史维度理解不同国家道路差异与历史选择，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对话，也有利于世界理解中国。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中国政治哲学非常重视“法天则地”与“建中立极”的精神理念。《尚书·洪范》提出“皇建有极”，强调“建中立极”思想——即建立一种中枢政治机制，以确保国家秩序稳定，同时强调“民惟邦本”，谋求百姓安居乐业之福祉。这种政治理念在当时被称作“王道”，《尚书·洪范》进一步对“王道”诠释：“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强调天下为公的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文明没有宗教色彩的文化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实践。

　　诸子百家大都有天下统一思想，《吕氏春秋·执一》引用大量事例，最后得出一个重要观点：“一则治，两则乱”，这是对“建中立极”政治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春秋战国的诸侯战争本质上是统一战争，大一统从此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并极具天下情怀的包容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隐性的文化力量。

▲建中立极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在此后的一次次历史危机中，中华民族总是能够吐故纳新，获得新生，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建中立极”的政治哲学与“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蕴含着无穷的文化力量，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一种核心凝聚力与领导组织力，将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危难中重新组织和塑造。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面临重重矛盾与种种困境，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面临艰难的选择，经历艰辛的历程。在这一混乱局势下，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断求索，九死一生，成为中华民族坚强的领导核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将苦难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重新组织起来，中华民族再次凤凰涅槃！这与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融合与重塑，有着相似的历史蕴意。

“建中立极”的政治哲学与“天下为公”的政治实践是“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智慧总结。在个人修养领域，共产党人提倡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倡天下为公，以公有制为基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中华治道。

西方制度观念与其历史传统

从人类文明历史考察，西方议会制度与其自身历史传统有关。例如，英国议会制度可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由教俗封建主组成的“大会议”，负责向国王提出建议，讨论税收等重大事项。而封建贵族与国王亨利三世的权力斗争，间接导致各郡选派两名骑士、各城市选派两名市民参加议会。1295年，爱德华一世再次确立了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议会的原则，被称为英国国会的开始。此后经历漫长过程，至14世纪形成上下两院，构成英国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图片来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仍然沿用上下两院议会制度。也就说英国议会制度脱胎于其封建制度母体，仅是对自身历史传统的继承表现，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备一般规律性，根本谈不上某些人鼓吹的“历史潮流”。只不过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议会制度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从而造成“普遍性假相”。而这种“普遍性假相”又与“西方中心论”造成的强势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当然，其他国家议会制度与英国议会也有差异，与自身历史国情有关。法国的省区制与德国的联邦制就与这两个国家历史差异有关。

　　西方的平等观念来自宗教传统。著名的《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英文原文是“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created”一词说明他们的人人平等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早期的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加尔文（1509—1564）。

新教理论解决了资产阶级发财的精神问题，加尔文提出“先定论”，上帝的选民注定能得救，弃民一定要遭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上帝“选民”和“弃民”的标志。加尔文要人们相信某些人的发财致富（如银行家、资本家等）不是由于剥削和欺诈，而是因为他们是上帝先定的“选民”，至于那些受剥削受苦难的穷人，则是先定的“弃民”，应当恭顺地服从上帝的旨意，忍受剥削和压迫。新教理论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西方“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为值得怀疑、甚至虚伪的命题了。

俄罗斯与西欧道路差异的历史源头

俄罗斯与西欧的差异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罗斯人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吸收学习拜占庭文化。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认为伊斯兰教的禁忌礼仪不适合罗斯人；罗马天主教不值得称道，东正教宏伟的大教堂和庄严高贵的典礼正是罗斯人所需要的。988年罗斯人皈依拜占庭帝国东正教。在罗斯人眼中，君士坦丁堡是“沙皇格勒”或者“皇帝之城”（俄语：Царьград/Tsargrad）。拜占庭帝国宗教、文化和制度都影响了罗斯人。

但是西欧国家对拜占庭帝国存有偏见，他们尊西罗马帝国为正统。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和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都对拜占庭帝国不屑一顾。这种偏见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于东、西罗马帝国的政治分裂，基督教东、西教廷的分庭对峙，拉丁民族与斯拉夫民族矛盾冲突等等。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写过《拜占庭的成就》一书，批判了西方历史学家对于拜占庭帝国的偏见。在拜伦看来，拜占庭文明保留和完善了罗马法律、希腊文献，而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恰恰得益于拜占庭文献的流入。

需要指出的是，拜占庭帝国这一称谓出自16世纪。当时东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德国号称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学者为了构建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关联，同时也为了排斥“东罗马帝国”这一古老国号，制造出“拜占廷帝国”概念，被西方史学广泛使用，国内很多世界史教材也在普遍使用“拜占庭帝国”概念。

不同国家道路文化差异可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世界当下很多问题或地区文化差异几乎都可以在人类历史发现脉络线索。比如，阿拉伯世界有伊斯兰文明传统。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封面。

有一本国际畅销书《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作者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是一位阿拉伯作家，原籍黎巴嫩，后移居法国。独特的身世使阿敏·马洛夫对阿拉伯人深怀手足之情，对基督教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他的作品在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都很受欢迎，并且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书中揭露了十字军在中东地区惨无人道的劫掠行径以及对阿拉伯人的心理重创，强调十字军东征埋下了阿拉伯世界敌对西方的根源。十字军东征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是长期以来两个世界所发生一系列摩擦与冲突的历史注脚。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埃斯波希托指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其实按照中国的语言哲学，现在普遍使用的“十字军东征”概念存在问题，征，“正”声，声兼义。《说文》曰：“征，正行也。”所以，我们应该称作“十字军东侵”。

再看南亚。当今的南亚大陆政治文化形态，我总结为历史上三次巨变影响的结果。第一次是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进入南亚，创立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后来出现的印度教是以婆罗门教为主体，吸收佛教、耆那教而形成的。

第二次是九世纪以来，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逐渐进入南亚大陆，13—16世纪的德里苏丹国时期，南亚的穆斯林人数剧增，伊斯兰教上升为与印度教并列的主要宗教，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随之兴起的巴克提教派运动对两大宗教进行了调和融会。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波斯、突厥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大量传进南亚并且渗入土著文化，奠定了现代南亚文化格局的基础。

第三次是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南亚，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国提出印巴分治独立方案，加剧了南亚政治文化分裂对立，并影响至今。

文化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这一论断恰恰指出了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假如离开交流互动，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

悉尼大学考古系贾伟明教授根据人类学、考古学、基因科技等研究表明，澳洲土著人是澳大利亚古人类的直系后代，古人类移民到澳洲是一次性的，移入之后，便与外部基本隔绝。但是，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当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来到这片土地上时，那里的土著居民还停留在原始旧石器时代，因为长期的封闭状态，使澳洲土著居民失去了同外部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可能。

隔绝、封闭的历史境遇，拉开了澳洲同其他大陆的差距，造成了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相比之下，无论是人类新石器时代，还是人类文明诞生以后，亚欧大陆始终存在频繁的族群迁徙、交流互动，亚欧大陆因此也成为人类历史的中心。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指出，研究世界史绕不开欧亚大陆，由此可见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何等重要。

深入考察历史也会发现，任何一个早期文明中心的形成几乎都是周边多元文化互动影响长期累积之结果。例如，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由讲哈姆语的北非土著和讲塞姆语的来自西亚的族群融合而成。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在吸收北部山地文化（诸如哈逊纳文化、哈雷夫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华夏早期文明也是“满天星斗”的不同文化区碰撞形成的。

▲早期文明。（图片来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对于先秦上古时期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传播，学界将其定义为“青铜之路”。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小麦、绵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除了青铜之路，还有自东向西传播的彩陶之路，可见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外来人群及其文化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与当地人群及其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

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本土文化，也没有绝对的外来文化，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不同地域族群就一直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人类历史由此徐徐铺展开来。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段对人类文明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我们很难说哪个文明是高级的，哪个文明是低级的。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都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平等的。我们要坚持尊重、平等对待每一种文化，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作者简介：

齐子通，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周书》修订组成员，湖北省宗教工作智库专家。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