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新读｜大同，何以如此“大同”

来源：道中华

　　“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实京师之藩屏。”

　　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如此评价山西大同（时称大同镇）。

▲大同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表里山河。山西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美誉。而在晋北，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标志——长城、胡焕庸线分别大致以东西、南北方向穿越了大同所在的桑干河盆地。作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这里自古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战争与和平交替往复，冲突时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攻防的前沿；而在更悠长的祥和岁月里，则是南北物产交换、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和重镇。因此，长城内外、胡焕庸线两侧除了荒原，更有众多受惠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镇崛起，大同就是其中一个。

　　据考证，“大同”由“平城”渐次演化而来。概算起来，叫“平城”已1500余年，名“大同”有978年。胸怀天下谋“大同”。“大同”之名，定然体现了人类本初告别纷争、化剑为犁、拥抱和平的朴素理念，象征着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和合和谐和美的大同愿景。

　　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大同”，好一个吉祥美好之名。那么，在“大同”名称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深意？大同的前世今生，又对我们有着哪些启迪？就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山西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任勇。

记者：这么多年来，想必您无数次触摸过、感知过云冈石窟。那么，您眼中的云冈石窟是什么样的呢？

任勇：云冈石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留给后世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东西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里程碑。因此，从古到今、历朝历代都对云冈石窟和北魏王朝刮目相看。

▲大同云冈石窟壁画局部。

　　云冈石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雕塑艺术宝库。1500多年前，来自北凉（今甘肃武威一带）等地的顶级艺术家和雕塑家共同创造了这一融合中原、西域以及东西方艺术风格的杰作。这表明，河西走廊不仅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通道，同时也是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第一通道。

　　云冈石窟也是大同成为中国古都且具备强大震撼力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象征。在大同，云冈石窟毋庸置疑地见证了那座拥有150万人口的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北魏平城的真实存在。

　　云冈石窟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项目在学术研究和传承保护领域的活目录。例如，其中的音乐窟足以让专家学者专注数十载，甚至倾注一生精力去研究揣摩。可以想象，如果以此窟为基础，挖掘打造一台融合中原、游牧和西域等多种风格的音乐舞蹈剧——“北魏宫廷乐舞”，那将是何等的气象恢宏。

▲大同云冈石窟音乐窟。

　　此外，在我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云冈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得到大发展，特别是各种宗教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标志。当时，那位义无反顾的决策者文成帝拓跋濬，邀请佛教高僧昙曜出任总设计师和艺术总监。昙曜以及北魏时期的佛教大师法果、师贤，都来自北凉。有了佛教在北凉的推广和沉淀，才有后来佛教在中原大地的普度众生。

记者：大同这个地名特别意味深长，它从何而来？

任勇：“大同”一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多有涉及。庄子说“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意思是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都应该相互融合。2400多年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把“大同”解读为天下为公。

　　当今的大同并非起初即名为大同。

　　大同的历史，有史籍记载的在3000年之多。战国时期，大同属赵国管辖，分别在其北部、东北部和西部、南部设有云中郡、代郡、雁门郡。后来的代国、代王等与“代”有关的称呼，大致都与此“代郡”有关。秦汉三国两晋时期，大同一直处于中原与北方交往的前沿地区，有大同长城为证。北魏建都大同，道武帝顺理成章地延用他爷爷曾经的“代国”名号，随后才改称“魏”。

▲雪中的大同古城。

　　北魏定长城之下的平城为都，是拓跋珪反复权衡利弊后的选择。平城的方位与如今大同古城基本一致，但面积却是现有的两到三倍之大，往北、往东还有大片地域。御河自西北向东南从平城缓缓流过，在今云州区内并入桑干河，然后朝河北方向流去。

　　说到大同曾经的辉煌，一般用八个字评价：三代京华、两朝重镇。除了北魏建都平城，大同还是辽朝和金朝的陪都。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金代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都与拓跋鲜卑人一样，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两朝重镇，则是指明、清时期的大同依然是中原与北方草原大漠之间“门神”级别的、手握“北方锁钥”的重镇。

　　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府为大同府，为辽之陪都。此前，大同曾经的“代”“平”“云”等名号同样也寄寓着公平、自由、平安和世代传承等美意，但直到辽兴宗帝才命名了“大同”这个意味深长的美名。或许正是受“大同”思想的影响，辽金时期，虽然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但总体上维持了300多年的平衡。从那以后，这个祥和的福地宝城，一直沿用大同之名。

记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这两件事与大同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任勇：这两出民族融合的大戏，很大部分都是在大同域内上演的。

　　先说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实质是中原汉人向胡人学习，主要包括服饰、军事等变革。

　　当时赵国在阴山下修筑长城，并意在把大同铸成坚强的后盾。战国七雄之争，赵国不但面临其他六国的威胁，还有周围的中山国和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赵武灵王是农耕民族向游牧民族学习的首位领军人物，在与胡人征战的过程中，他感悟道：我赵国人长袍大褂宽袖口，行军打仗、干农活都极为不便，远不如胡人的短衣窄袖和皮靴方便灵活。我赵国要实行胡服制，所有将士都必须学会骑着马射箭。于是，从服饰到战车，从军事到民间，胡服骑射最终变成了全体赵国人的自觉行动。赵武灵王还大胆起用胡人，重用出身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人才。后来，被赵国打败的胡人反而开始羡慕中原人，并且穿起了长袍和宽袖。赵国的胡服骑射，很快为其他六国所仿效，中原人学胡人一时成为风尚。

▲大同古城一瞥。

　　至于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其实质是游牧民族拥抱中原文化，主要包括太和改制及其之后的彻底汉化。拓跋鲜卑人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和向往。北魏的历史证明，只有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会诞生太和改制这样举世瞩目的成果。做到这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五胡”中最晚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海纳百川，虚心接受汉族的先进文明。从游猎转为游牧，由游牧发展到农耕，再到建都平城，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聚居在嘎仙洞的拓跋氏族了。就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一直讲的那个故事，他说：虽然我们曾经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但我们是黄帝子孙，有朝一日要回到黄河岸边，回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我们的根。或许，这只是讲故事，但拓跋鲜卑一直膜拜、向往中原文化却是真真切切的。这也许就是孝文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彻底汉化的原动力所在。

　　正是在拓跋鲜卑汉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国时期司马懿的后裔司马金龙主动从东晋来到北魏，被封为琅琊王。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绘漆屏等文物，成为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值得深思的是，鲜卑人后世遗传了前辈基因，从杨坚、杨广到李渊等，都与北魏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难怪，曾有当代文化名人站在云冈石窟前感叹：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记者：如此看来，大同的确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一片热土。听说大同还出土了一些早期人类文明遗址，近年来又有关于新石器后期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任勇：数百万年前，大同还是汪洋大湖，学术界将其命名为大同湖。距今3万年前，湖水消失，给黄土高原留下了念想。桑干河接纳源自管涔山、段殿山、小泉山、马头山大小不一的众多溪流以及御河等支流，流向河北、北京，最终汇入渤海。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刚柔并济精神的桑干河文化，也由此诞生。

▲夕阳下的大同古长城遗址。

　　数十年前，桑干河流域出土了几十处距今百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遗址，如国际上著名的泥河湾遗址群就包括了大同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近几年，又在马头山和殿山脚下发现新石器晚期人类文明遗址。挖掘和考证表明，大约4500年到5000年前，生活繁衍于此处的古人类在掌握石器技术的基础上，在农耕、制陶等方面也已十分成熟。考古学家还围绕新发掘出的一个头盖骨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是第一代大同美女的“代言人”，并冠以“小姑母”之名。此类考古发掘研究，依然处于正在进行时，桑干河流域的人类文明甚至有望在这里被刷新。

记者：我们知道您曾写过一首名为《大同蓝》的歌，其中有“大同蓝，在雁门关外，在草原之南”的歌词，描述了大同的自然地理。大同处于长城之下，从长城往北眺望就看到了草原和大漠，游牧的地方；往南望，便是著名的雁门关，过了雁门关就进入了中原，农耕的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同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此，您怎么看？

任勇：大同自古以来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与大同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大同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北方锁钥”，形象又实在地突出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把锁和钥匙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有可能称雄一方。也正因为如此，大同又是长城之乡、天然的长城博物馆，境内的长城长达493公里，所存烽、燧、关、城、堡、卫、皂、寨、台、墩星罗棋布，至今保存相对完整。明王朝为防守大同盆地和忻定盆地，进而拱卫京师，就在此布局了多道边墙，并配套建设大量不同级别的关隘、军堡等。在明代九边体系当中，大同镇防守的是北线的外长城，被称为“头道边”，地位可见一斑。

长城内外皆故乡。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冥冥之中历史赋予了大同在民族融合方面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日出时分的大同古城。

　　从汉高祖刘邦遭遇“白登之围”到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从雁门关下叱咤风云的杨家将到明代隆庆年间的“封贡互市”……一幕幕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大戏在此上演，留下诸多文化印迹。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俨然成为当地百姓生活的常态。

　　你知道“嗨嗨腔”耍孩儿吗？这是我们大同的地方小剧种，唱腔和韵律非常特别。传说，耍孩儿的来源与昭君出塞有很大关系。当年，迎娶汉朝公主的队伍在平城休整时，思家心切的王昭君在客栈里手揽琵琶，边弹唱边哭泣，表达无尽的思念。后来，这种似哭又喊、似唱又说，心心念念、嗨嗨哟哟，既有草原粗狂之味、又颇具中原柔情的小曲，成了非常受欢迎的地方戏曲词牌，并入列元曲十二宫调，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大同民间秧歌。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摄制组先前在大同拍摄时，剧组导演问我，大同餐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说：“大同餐饮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追求自己的特点。只要是美味美食，天南地北甚至是海外的，都会在大同受到欢迎。”这个回答，让他们喜出望外。事实也是如此，川、湘、粤、沪、鲁等菜系，草原烧烤、东北菜、新疆菜等等在大同都能吃到，而且食客众多。融合精神，让当今大同延续着“天下餐饮”的精彩。

▲大同古城市井生活。

　　大同本土的餐饮其实也很有意思，在煎炒烹炸四技当中偏于烹，用当地话说就叫烩菜。随着各民族生活习惯的逐渐交融，造就了大同餐饮煎炒烹炸烤俱全，大杂烩融入了饮食日常。
　　由此不难想象在北魏时期，平城这个超大的国际化都市，皇宫、军营和里坊民居并存，来自中原、北方和西域的各色人等同居一城，风和日丽、人间烟火，何尝不是“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万千气象！

记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大同大有可为。对此，您的感受如何？

任勇：我们还是从小处来讲吧！大同市作家协会正在倡导开发一个文旅项目：半月大同。意思就是外地朋友来大同游玩，没有半个月是玩不过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准备用“游记”的形式把大同好看的、好玩的，值得体验的、感悟的，全都写出来，打造几条经典的旅游观光线路，像民族融合线、宗教文化线、地质景观线、红色旅游线等，方便游客对照和参考此“游记”玩遍大同。比如宗教文化线，就可以把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和北岳恒山、悬空寺、千佛岭等串起来，带领游客去探寻文化交流互鉴的奥秘，在感悟恢宏的石窟文化后再去体验“恒山如行”的奇妙……

▲北岳恒山悬空寺。

　　目前，大同生活着38个民族，约有1.6万少数民族群众在这里安居乐业。在我看来，大同人血管里早已流淌着民族融合的血液。就好比当初来到平城的拓跋鲜卑人，已经不再完全是从嘎仙洞走来的拓跋氏是相同的道理。

▲大同古城。

　　这些年来，大同的发展可圈可点，让人想起来都十分兴奋。像古城的建设，政府对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的大力推动，等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具有历史特征、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发展正一浪高过一浪地掀起热潮，业内人士和市民们对大同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前所未有。近几年，仅我本人就在图书馆讲堂及学校、企业、机关等举办了数十次关于历史、文学特别是北魏文化的讲座。市作家协会与平城区政府联合推出由本土作家创作的“北魏历史文化人物传记文学丛书”，受到全国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好评。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总之，对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壮美的大同，我始终爱之如一，并且充满期待！

（作者任勇为山西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1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