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委参事室

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会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文件，同时着手开展民族情况研究和民族政策理论研究，这些工作由民委参事室承担，这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此后，中央派出调查组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调研，重新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民委参事室根据这些调研情况，负责绘制我国的民族分布图，正是在萨空了与地图出版社的积极协调下，这份民族分布图顺利出版。

这一时期，创立民族出版社的建议屡次被提出，但都未能成行。直到1952年，国内外社会情况相对稳定，经济状况也有所发展，创立民族出版社的事项被提上日程。当时在民委参事室任职的庞宝光回忆起这个创建过程，是这样说的：“我感到非常震惊，从建社动议的正式提出，层层上报和批复，到多次会商、拟定方案，最后到上报备案，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是何等的速度！从这里我进一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创建民族出版机构的关怀和重视。”

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做法是撤销参事室，将其承担的调查研究职能及科研人员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然后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这项工作包括将参事室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三个翻译组改建成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四个编译室（1954年增加了朝文室）；原编辑组改建成汉文编辑室；原资料组和图书馆改建为图书资料室；原负责《人民画报》副册编辑工作的画刊组保留，继续副册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着手总编室、出版部和行政处的组建。

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便任命萨空了为第一任社长。

北京椅子胡同

1953年1月15日，在北京椅子胡同的原中央民委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当时在画刊组的林国志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萨空了。对于当时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是个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办报人，现在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见他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去朝圣的人。”

北京椅子胡同 民族出版社成立地

成立大会很简单，没有重要官员参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萨空了站在前面，宣读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国志的回忆中：“他讲话从来不坐着，都是走来走去的，也不用讲稿。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他的眼界很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天关在屋子里的人，听他讲话特别长见识。”

周总理、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意成立民族出版社的批示

在成立民族出版社的动议中，有一份当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发给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文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会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

创业维艰 | 以身作则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4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书品种数的总和。《中国穆斯林生活》一书在出版当年就发行到38个国家，在当时是不可小觑的成绩。

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社名

参事室时期出版的书刊皆为本室编译，印好后全部赠送。出版社成立后就面临稿酬问题。民族出版社是一个亏损机构，完全靠国家拨款来经营，萨空了在开门办社之初就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得越好。” 当时出版社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汉文出版的稿酬办法来计算，国家拨款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译稿费。1953年3月，萨空了向出版总署和民委提交了报告，建议：“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这个报告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随后通报到各大出版机构，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机构稿酬制度的一个准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可以不经著作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有了这个办法，使得有限的资金能够出版更多的图书，迅速推动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萨空了社长在民族出版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1954）

1954年，萨空了在一次社务会议上提到：“选题工作仍由汉文编辑室协助各编译室制定选题计划，初步提出选题书目，事前各编译室应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提出选题内容范围及字数要求。汉编室根据各室所提要求提出初步选题书目，再与各室商定，然后交总编室综合整理出初步审查意见，报请领导审核。”

在一次逛故宫的时候，汉编室主任梁瓯弟发现了清王朝18世纪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满文、汉文五种文字编写的辞书《五体清文鉴》，回来会同几个编辑室的主任向萨空了建议影印出版。“故宫中仅存上、中、下三本，是特别珍贵的藏品，内容又很复杂，不是一般人能决定得了的。”据庞宝光回忆，当时萨空了直接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时，故宫属文化部管辖范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正是萨空了的岳父郑振铎。“没有萨空了，这件事是办不成的。”庞宝光说道。图书出版后，获得了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装帧金奖，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曾说：“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1954年，原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画报》民文副刊停刊，改版为《民族画报》，以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出版。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创刊，通过多种文字与图片形式，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情况，以及各民族文化。这样就形成了图书、杂志和画报多样式出版格局。无论是创办初期，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民族画报》和《民族团结》复刊，这几部分的工作一直由萨空了负责。画报的每一篇稿件他都会看，甚至标点都会改正。萨共旗回忆当时父亲的工作状态：“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书房改稿子。连夜送来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苏联代表团访问我社

萨空了社长介绍图书

（1957）

“从50年代起，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趁记者都在北京的时候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萨社长只要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当时郝纯一是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的，“萨社长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他常说：‘画报的报道，不管选择的是什么题目，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哪怕是绕三十六个弯，但说来说去终究还是不能离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如此，国家创办了《民族画报》。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

选贤纳才 | 伯乐之功

萨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确的。“萨社长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确，让我们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没有架子，常常带着微笑，心平气和地讲话，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林国志觉得，每次与萨空了的接触都受益匪浅，“被他训一顿都觉得舒舒服服的” 。

萨空了在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十年时间里，多次吸纳优秀的人才到民族出版社，比如著名的木刻画家萨一佛，《五体清文鉴》的封面就是由他设计的；曾任新华社记者的郝纯一，被萨空了挖到出版社接手《民族画报》，后来成为《民族画报》社社长。在民族出版社初创及发展时期，萨空了非常重视补充翻译出版人才，为出版社初期图书出版质量做了最大保障。

萨空了社长向参加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的代表们

介绍我社书籍出版情况

（1958）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萨空了非常重视。“当年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里组织的夜校学习，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几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的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事情，还是很快乐。萨空了经常嘱咐：“出版社的编制不妨稍大一些，现在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们多吸收一些青年来，经过培养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来自各民族地区，在出版社服务一个阶段后，绝大多数又陆续回到本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开放思维 | 读者为本

萨空了一贯认为：一个出版社只靠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办，是不会办好的，一定要打开大门，依靠广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坚持群众路线。“出版工作的基础是选题，要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想法，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所要编译出版的书籍。选题制定后，要对著译者进行排队，聘请那些最适宜于对某个选题进行编辑或者翻译的同志去进行。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请一些专家审书，一些书评家评书，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在萨空了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庞宝光这样总结萨空了的思想，而这套方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出版行业。

萨空了社长和李鸿范副总编辑研究工作

萨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人美社”）社长。他在人美社专门成立连环画编辑室，汇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将一些经典著作改编成连环画。说到动因，萨空了自己做出解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忘记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更要切记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造成文盲比重特大。图文兼貌的连环画有助于人民的知识化。即便不识字，也能看懂个大概，如果再有识字的人从旁边教教，还可以起到扫盲的作用，识字的人拿来看图，也可以通过美术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人美社的很多优秀连环画由萨空了带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但是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不仅费时，印制费用还要比一般图书高很多。为了节约成本，萨空了提出了一个让人赞叹的解决方法：民族出版社将所要翻译出版的人美社图书的印数告诉人美社，请人美社在印刷时实行图、文分别制版印刷的办法，将民族出版社所需的图一并印出，然后再由两社分别套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仅此一项，每年为民族出版社节省不少费用。萨空了经常说：“我有两只手（两社社长），一只手赚钱（人美社），一只手赔钱（民族出版社），我要把这只手赔的钱，由那只赚钱的手补回来。”

1961年，周总理在北京亲切接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

（右二为萨空了，后排左一为德林，后排左二为李鸿范）

1961年，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民族文字版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提出一些重大问题。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了座谈会，胡愈之和萨空了分别代表两个系统召集。来北京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国务院和科学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毛泽东选集》俄、英、法、西、日五种外文版和各民族文字版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这次会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在半年时间里，共召开了9次会议。萨空了在总结会上对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关于翻译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直译” “意译” “信、达、雅”等主张，现在达成共识，翻译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文字不仅要使读者能够看得懂，而且要让他们能像原著文字的读者一样，心领神会，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个原则不仅成为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

文字作者 |  王墨馥 (民族出版社策划部)

原文标题《萨空了：出版家与民族事业践行者》刊发于《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0日 第13版）

图片素材 | 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