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8年调入民族出版社工作,到1996年春退休,整整18个年头。我虽然没有像创业者和其他老同志们所经历过的艰苦,甚至磨难,但自己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出版社改革开放的起步,初试的探索阶段,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步子迈得不够大,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都相应得到了改善,我算是个幸运者。明年是出版社成立60周年,我作为其工作者和前进历程的见证者,衷心祝愿她在改革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取得骄人成绩,为繁荣和发展民族出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祝新、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全国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民族出版社在党的中心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指引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拨乱反正,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要求,1979年夏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我作为会议的记录者聆听了与会者的发言,是我一次学习的好机会。鉴于自己初入茅庐,对出版工作一窍不通,难以写出合格的《简报》,心里很不是滋味,陈晓如副社长和王寅生同志及时地给予了帮助,使我很快进入角色,获益匪浅,至今难忘。这次会议讨论气氛热烈,它关乎着出版社今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任务。我记忆较为深刻的是:民族出版社是国家级的综合性出版社,担负着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广大读者编辑出版数量多、质量好,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读物,全心全意为繁荣和发展党的民族出版事业服务的光荣任务。对于我来说,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感到很振奋,出版社是我发挥才能,做到学有所用的工作单位。特别是阶级斗争和十年动乱浪费了我的青春,不能再虚度年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了,应该用“心”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
1984年12月,为了能专业对口,做到学有所用,我从总编室转入汉文室,从事历史图书的编辑工作,我很高兴,亦得到了室领导的重视,对今后充满了希望和信心。1986年底,恰值《民族学研究》学会在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室里派我前去参加,一方面了解民族学领域的研究信息;一方面能组约到合适的稿件。当我听到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历史系江应樑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将要定稿付梓,急需联系联系出版社出版的情况后,出于专业的敏感性,我立即进行了组约和商谈,对方也表示同意。想法是:民族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单位出版一套完整介绍我国民族发展史的书籍责无旁贷,汉文室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项从未做过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当家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做下去。对于我来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是新课题,因为在大学读的是《中国通史》和《美国史》、《日本史》、《印尼史》,未学过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这就需要有决心和胆量。做到质量好、发行量大,上下皆大欢喜。反之,汉文室要承担一定风险,对已也会产生压力。当时我感觉学过的知识还没有全部忘记,历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内在规律是相通的,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繁衍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是统一大家庭中的成员,只要自己用心地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和民族感情,准确掌握人物、地点、时间三要素,加之自己是回族,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虚心地向作者学习,密切合作,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在室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民族史》列入1989年重点图书选题计划。为保证稿件质量和计划的完成,我先后两次赴昆明云南大学历史系,与江应樑和林超民二位教授交换意见和看法,当问到撰写的主线时,我讲: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一是我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的观点与作者不谋而合,双方都很满意,决心与我室合作,尽快尽早交付稿件。
在合作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稿件质量问题,一是江应樑先生年事已高,虽然是主编,对稿件已经不能亲自撰写和审查过目,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博士生学生撰写,而林超民教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也不可能逐字逐句修改,所以稿件的质量参差不齐。绪论、第一编,第四和第五编的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都很好,不用做任何改动,还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从内心也很感谢他们付出的劳动和心血。第二、三编及第六编至第八编的质量相对薄弱,基本属于课堂讲义性质,与史书的体例和要求有一定距离,必须做好编辑加工工作。在文责自负的前提下,首先是保证论点和论据的一致性,不能两层皮,必须相互印证;在表述的过程中,保持体例的准确性,历史事实准确无误,时间脉络清晰,语言逻辑合理,勿需虚构和夸张、描写,采用历史学语言,而不是文学类的语言文字;在保证历史事实无误的前提下,章节的衔接、段落间的联贯,引文的合理和准确,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年代和地名的真实无误,以及错别字等均做了严格的编辑加工,特别是对史料的出处格外注意,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中的语录摘要,还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史记》等古书中的引文,均一一核对,并注明版次,以方便读者查找和采用,防止以讹传讹,误人子弟。鉴于以上考虑,对第二、三编及第六编至第八编的修改和删节相对多一些,绝不是大砍大杀,而是从文章中提取精华,保留能够经住历史考证的事实,删去的是评论和讲解,如元代中对成吉思汗的历史评价,文字不够简练,内容繁杂,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做大量的提炼工作,删了很多赘言,用历史事实正确评价了成吉思汗,既客观又真实、简练,得到了室领导的肯定;又如民族地区的驿站地名经古今对照和查找地图,纠正了多处错误记载。在编辑过程中,虽有删改,但没有掺杂个人的想法,而是忠实于原文,修改病句是为通顺,合乎逻辑,不改原意,这是编辑应遵守的规则。在三级标题的安排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既层次分明,醒目大方,又便于读者阅读。在封面设计上,美编室李华同志下了很大功夫,多方找资料,设计了几套方案,经双方磋商,决定采用体现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甲骨文拓片作为封面,上、中、下三册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对李华的辛勤劳动,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编辑,可以说,我付出全部心血,无论是在工作时间,还是闲暇时间,都在不停地思考,有时从梦中惊醒,觉得某个错别字没有改或提法不准确,如原文中讲“三点水旁”,我认为不妥,应改为“氵旁”,立即下床改正。经过字斟句酌的编辑加工,全套书的字数在1220千字,较原稿字数减少近1/5,既保证了质量,又减少了出版成本。“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室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全部工作,于1990年10月正式出版。经室推荐,荣获1991年11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颁发的中国图书著作、编辑二等奖,获奖状和奖品,为我社赢得了荣誉,社里以综合奖发给汉文室全体同志;1999年12月,经民族史专家们推荐,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著作、编辑三等奖。颁奖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院长李铁映亲自为我颁发了证书,我感到无尚荣光,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奖励。还决定请副主编林超民做大会发言,可惜因工作繁忙未能亲临。会后,林超民同志向我表示感谢。遗憾的是:主编江应樑早于1988年11月11日病逝,没能亲眼看到《中国民族史》的出版和获得的荣誉,但江先生可以在九泉下瞑目了。另外,据发行部同志讲,《中国民族史》列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每年都要购买。从整个发行数量看,是建社以来最高的,前后共计1万2千册。就是说,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果,汉文室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于《中国民族史》能够获奖,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从未想过此事,只想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上对得起党和国家,下对得起人民,个人无所谓,可是时事难料,获奖后因获奖者的署名遭到了非议和责难,使我难以接受,心里感到怅然和委曲,非常痛苦,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一度情绪比较低落。反复思考后,最后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解决了思想问题,为了党的民族出版事业再苦再累也应该,全室工作和同志间的团结是大局,随着时间的推移,稿件、工作安排情况的明了,误会和非议都会解决的,实践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以后的时间里均能完成室里交给的工作任务,至止1996年退休。
在庆祝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我非常怀念已故老社长德林、李鸿范同志,他们对党的民族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兢兢业业、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和优秀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直鼓舞着我不断前进,做出成绩。1980年,我刚到出版社工作两年,德林同志就决定把图书宣传工作交给我,希望创办一份对外宣传的报刊,我虽然大胆地接受了,可是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在总编室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和刘树枫同志到有关单位学习和请教,美编室的萨一佛同志帮肋设计报刊名称,决定用《民族书林》,《民族团结》的老编辑张兵告诉我如何设计版式,他们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学识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使我终生受益。1980年底《民族书林》创刊,向外打开了宣传的窗口,较全面地介绍了出版情况和大量图书目录,有的文章还转载在《人民日报》上。1984年我转入汉文室工作,《民族书林》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在延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无论是创办《民族书林》,还是大胆地编辑《中国民族史》,二位老社长都功不可没,是他们的信任给了我勇气和胆量,他们的身影和人格魅力永存我心中。我爱民族出版社,永远怀念他们。
马淑贞
2012.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