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出版事业在摸索中前进（原名：回顾与展望）

——李鸿范

民族出版社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培育下，经过全社各族工作人员的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社以来，一直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各民族文字及汉文出版各类图书及各种期刊杂志。这些图书、期刊的出版，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对提高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我于1952年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开始到1985年离休，在民族出版社工作了33个年头。回顾过去，我深深感到上述这些成绩的取得经历了不寻常的历史过程，是来之不易的。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几十年来民族出版社走出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是在不断摸索、克服困难和排除干扰中前进的。

建社初期，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各方面人士的来往和联系日益增多，迫切需要在民委会议上设立翻译机构。于是从各有关民族地区调来一些同志，担负会议和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人员既少，水平又参差不齐，其中有的民族语文水平较高，却不懂汉文；有的民族语文水平较低，又缺乏编译工作经验，当时又没有可供查阅的辞书，再加上有的民族长期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语文中缺少表达新概念、新名词的词汇。如“人民”这一概念，在藏语中过去没有，因为解放前西藏地区在封建农奴主统治下，人是按三等九级划分的，所以没有表达全体“人民”的这个词。在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为了表达这个词，经过反复研究用“bangmi”来翻译，有时还曾用过“面ser”，这样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在征求上下各方面意见后，才以“面mang”确定下来。又如1952年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时，“区域自治”这一词组在藏语中如何翻译，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由中央民委一位副主任出面主持，邀请在京的懂藏文的藏、汉族人士，共同讨论研究这一词组的译法。有的主张用：“Sakung Rang jiong”，有的主张用“Rang jiong sa kung”，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用“Rang jiong sa Kung”。藏语文翻译工作便是这样在不断创造新词术语中发展完善起来的。当时由于一些译者汉文水平低，因不理解汉文原意而译错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如以维吾尔文翻译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时，把打不响的子弹“臭子儿”，错译为“有臭味的子弹”；由于缺乏历史知识，把《人民画报》报道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维埃区使用过的“中华苏维埃一元币”，蒙古文版错译为“中国和苏联的一元币”。类似这样错译而造成的笑话不少，说明当时我们的编译业务水平不高，出版物质量较低。

随着工作的发展，经过实践锻炼和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干部的思想觉悟和专业知识、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也逐步得到改进和提高。特别是从1954年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以及共同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各卷的工作中，经过民族出版社的编译人员与各有关民族地区的同志通力合作，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既保证了各项艰巨任务高质量的顺利完成，同时也锻炼提高了编译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各项重要文件和《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译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也能经得起考验。在与地方同志共同协作的过程中，也解决了由于长期互不联系和交流而产生的在名词术语和译文风格方面不统一的问题，逐步走向了统一和规范化。这样，从5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出版社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干部政治业务水平的提高，工作责任心的加强，出版物在品种、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正当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健康地向前迈进的时候，1960年夏“刊物质量检查工作”开始了。中央针对当时全国期刊杂志泛滥、出版泄密、重复浪费等现象提出检查质量并加以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民族出版社以及上级个别领导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掀起的所谓“书刊质量检查运动”，超出了中央的要求范围，不仅检查期刊，把一般图书也包括进去；不是重点检查而是普遍检查，由于工作量太大，只好停止翻译出版工作，连定期出版的刊物也停了下来。在检查中，把日常工作发生的一些技术性事故，不加分析地当成“政治性破坏”对待。如维吾尔文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从翻译、审稿一直到清样付印时，都未发生任何问题，在付印后由于印刷厂制版工段为了节约汽油，打纸型前改用水洗刷活字版上的油墨，以致油墨未被洗净，打出纸型后，维吾尔文的“绣花”一词的两个小点，被纸型上的浆糊粘掉了，少了这两个点，“革命不是绣花”就近似于“革命不是性交”。这个事故维文室检查样书时发现后，当即把所有的书用手工加点改正后发行，实际并未造成错误。但运动中，把类似这种偶然发生的技术性问题，不加分析地当成“反革命破坏”事件处理，把一些勤勤恳恳工作的同志打成“反革命”。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不仅冤枉了不少同志，而且给其他编译工作人员造成了极大思想压力和混乱，因怕犯“错误”，工作上不敢大胆负责。为了不漏掉原文中的一个字，翻译文风便重新出现了直译、硬译的现象，造成出版物的译文质量下降，给全社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和损失。

“书刊质量检查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尚未消除，接着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民族政策、民族语文政策遭到粗暴践踏和破坏。人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它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它要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允许经常变来变去，不能跟着政治运动而随意变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用“共同的呼声”说“中国共产党”一词。这样把蒙古语中已使用数百年的蒙语“dondad uolos”和用了四十余年的蒙语“eb hamtonam”，强行改为汉语的“中国”、“共产党”；维吾尔语中长期沿用“kommunizim(共产主义)，kommunist(共产党人)、partiyә阳(党)”，也非要勉强地借用成汉语的词汇。结果在民族语言中造成严重的混乱，引起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蒙古语中突然加进来一长串的汉语词，增加了阅读的困难，有一位蒙古族人民代表在讨论这些借词时说：向群众传达蒙古文文件时，遇到“中国共产党”汉语借词，因语音不协调，她就读不下去了，用蒙古语表达又怕犯错误，只好躲开这个词去读。维吾尔族的群众也认为kommunist、partiyә阳这两个词现实生活中都在使用，为什么不能用kommunistik partiyә阳来表示“共产党"呢?

除在使用名词术语上制造了不少混乱外，在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时，有些不懂业务、又无语言学知识的人出来指手划脚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只有汉文版准确。”意思似乎是其他文字版包括原文版，都有“修正主义”观点。因此，即使懂外文的译者，也不能照原文或参考外文译，“只能照汉文译”。大家都知道，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语言主谓结构和动宾结构是不同于汉语的。当时有人不顾民族语言的这一特点，强调“汉文上有什么就直译什么”，这样就使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倒置，翻译出来的文字使读者感到晦涩难懂，甚至产生歧意。如“伟大的抗日战争”，按汉文顺序直译就变成了“反对伟大的日本的战争”。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宣传效果。

在选题工作方面，自从“书刊质量检查运动”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强行改变正确的出版方针，将出书范围限制在只出版政治书籍，而所谓的政治书籍中，有不少是“配合运动”、“赶形势”，散布“四人帮”“左”倾思想的“毒草”，而各族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各类有益的图书则不能出版，无法满足他们要求提供丰富多采的精神食粮的强烈愿望，使出版社的工作几乎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中，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把他们当成专政的对象，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无法进行工作。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彻底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也得到拨乱反正，纠正了“左”倾错误影响，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首先，正确的出版方针任务得到恢复和贯彻。除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重要的政治理论读物、政策文件外，重新开始出版广大读者需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类图书。选题计划方面，克服了过去各种文字“一刀切”的倾向，根据各民族不同情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各文种有针对性地确定选题。如藏族地区在“左”的影响下，多年忽视了民族语文的教学，许多青少年不能上学读书，成年人也学不到文化。因此，在80年代前后，有些藏族地区文盲人数达到80％～90％。针对这一现状，根据藏族人民迫切要求普及文化的愿望，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看图识字的藏文《识字读本》，第一版发行了十万册后，不久又再版发行，共发行了二十余万册，发行量之大在民族文字出版物中是罕见的。为了向藏族中小学师生普及各类常识，还编辑出版了藏文《知识的火花》丛书，到1992年已出版了五十多辑，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整理出版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克服和纠正了以往的民族虚无主义、否定民族历史文化的错误倾向，各种文字都整理出版了许多种优秀古籍文献。这对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和国家关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得到恢复和贯彻执行。使用名词术语上，纠正了那种不顾民族语言特点，强调所谓“向汉语靠拢”，强制大量借用“汉语”的错误倾向，各民族语言中长期习惯使用的词汇得到恢复使用。文风方面，也从照汉文直译的那种晦涩难懂的状况中解放出来，注意按民族语言的语法特点准确流畅地进行翻译，使之走向健康、充实、规范化的发展方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和总结建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今后进一步做好民族出版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激励全社同志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拓前进，勇于进取，在书刊宣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和平演变，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为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民族出版战线上作出更多的成绩。为达到这一目标，希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

2.注意贯彻正确的出版方针。根据以往的经验，选题出版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经常注意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需要，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更好地为促进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3.注意贯彻执行民族语文政策。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受错误思潮的影响，遵照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

4.注意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和制度，经常组织编译人员学习业务，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出版物质量，各编译室之间组织交流和总结经验，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同时要加强与兄弟出版社的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通过提高编译人员的素质来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5.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广泛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6.在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装帧设计)方面，要致力于形成鲜明的民族特点，使读者一看就能知道是民族出版社的图书。由于民族文字用的篇幅较多，经常出现页码超过800～1000页的大厚本图书，显得笨重，不便于翻阅，要注意改进。

7.随着纸张材料费和工价的提高，图书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为了降低成本，要注意提高工作效率，厉行节约，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应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用有限的资金出更多的书。

8.加强宣传推广工作，扩大书刊发行量，更好地满足各民族读者的需要。

“长江后浪推前浪”。展望未来，我相信民族出版社的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社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