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出版工作的良好开端

尼合迈提·蒙加尼著   金英译

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出版少数民族书刊的中央级出版机构——民族出版社诞生于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民族出版社创建之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是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主管的，这是民族出版社诞生的初始准备阶段。1951年9月，我作为西北行政区的代表，进京参加全国首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由教育部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会议结束后，我们荣幸地参加了国庆观礼。在这期间，当时任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的杨静仁同志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中央民委参事室的哈萨克族同志根据群众要求，翻译了一本供干部职工学习的政治理论读物，由于无人审订，拖到今天还没有出版。我们想请你再住段时间，帮助参事室审订发稿。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到参事室着手工作。要我审订的书是《中国革命读本》，全书分两册，由参事室维、哈文组的马高亚、赛都拉翻译，我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审稿工作，于1952年初返回西安市西北大区民委。没想到这件事竞成为我后来从事民族出版工作的直接原因。1952年11月，我奉命调来北京，参加民族出版社哈萨克文编译室的筹建工作。

1953年1月15日，在原参事室驻地椅子胡同，召开了民族出版社成立大会。萨空了、韩道仁、李鸿范、毛之芬、庄学本、高伯玉、黄明信、阿旺格桑、巴根、穆铁义、尼合迈提·蒙加尼、阿布列孜·谢勒甫、巴尔哈什、哈斯木·库尔班等几十个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得朴实无华，就连一条关于会议名称的普通红布横幅都没有悬挂，但是，这个对前程充满希望的会议，却洋溢着振奋人心的热烈气氛。汉、回、蒙古、藏、朝鲜、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等各族知识分子欢聚一堂，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会议宣布：民族出版社正式成立，由萨空了同志任社长，韩道仁同志任副总编，出版社下设蒙古、藏、维、哈、朝等五种民族语文编译室，用上述五种文字出版各种书刊。接着，萨空了社长就民族出版社的意义、性质、方针讲了话。他讲话的大致内容是：

1．民族出版社是综合性出版社，它将翻译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文献，民族政策文件，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材料，科技书籍、文艺作品及其他读物。

2．民族出版社的一切费用都从中央民族事业费中开支。建社初期，百分之六七十的书刊都是无偿赠送给各族人民群众，剩余部分在各地出售。汉文书刊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篇幅将比原文成倍增加，所用的纸张和各种费用，也大大高于汉文本。但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翻译书刊的定价要低于原价，把赠送和低价出售造成的亏损作为“政策性亏损”，全由国家承担。“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当时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3．党和政府为发展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对稿费做了这样的规定：从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书籍，只付译文稿费，不付原文作者稿费；从少数民族语文译成汉文的书籍，对原作者和汉译文译者均付稿费。这个旨在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规定至今仍在实行。

萨空了同志最后说：“今天，我们集中在椅子胡同这间小小屋子内，两三个人挤在一张桌子旁艰苦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出版社。我们将克服种种困难，把我们的出版社完善起来。我们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良好的开端，将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这些朴实无华却又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建社初期，全社只有三四十名工作人员，各编译室也只有五六个人。同志们大多没搞过编辑、翻译和出版工作，不少人连汉语也是后来自学的。民族出版事业是从来没有过的崭新领域，当时根本没有翻译词典可供参考。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不得不边工作边学习，学用结合，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努力探索出一条新路。筚路蓝缕，当年的创业者们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民族出版社不仅负责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还承担了中央各种会议文件的翻译和口译任务。为了完成这种时间性强而又繁重艰巨的任务，同志们都齐心协力，夜以继日，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必要时，人人都既搞翻译工作，又搞抄写、校对工作，较好地保证了各种任务的顺利完成，从而受到中央民委和出版总署的表彰。